深圳市残友电子善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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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创业试验

    一个草根残疾人就业平台十年间扩张为拥有3000多员工、30多家企业的“大集团”,他们如何在商业与公益之间选择与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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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有重度血友病的郑卫宁创立残友之初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生活价值,而后开始探索残疾人的自助、自治。

    “我们现在的招聘越来越困难,就快要‘断粮’了。”占炉华坐在轮椅上,语气急促,“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发现残疾人的就业优势,我们的工资没法和他们比,好一点的人才竞争不过他们了。”占是残友软件负责人,亦是深圳残友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今年31岁,来自江西。

    残友创始人郑卫宁就坐在他身边。由于是重度血友病患者,郑卫宁常会坐在一台电动轮椅上,只要有无障碍设施的地方,他都算得上行动自如。听到占炉华的汇报,他略显兴奋地打断了对方,“这是好事呀!我们当初做残友的时候,不就是为了证明残疾人不比健全人差吗?”他兴奋地重复了好几遍“这是好事”,才转头对人事总监讲,“当然,从公司业务角度考虑,人才短缺还是不行的,你们接下来看看怎么做校园招聘。”

    这是深圳残友每周一上午八点半的周例会,参会人员通常是创始人郑卫宁、资深义工及后勤总负责人廖彩梅、残友集团总经理占炉华、郑卫宁基金会秘书长刘海军、电子善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伟江,以及其他几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在这些肩负起残友日常运作和保障的人中,除了廖彩梅和张伟江是健全人外,其他几位均有不同程度的肢体障碍。而这家由残疾人创立并管理的企业如今已拥有超过3000名残疾人员工,32家成员企业、一家基金会和11家社会组织。

    “很多人跟我说,你们残友真聪明,一开始说自己是残疾人福利企业,后来是高科技企业,现在开始讲自己是社会企业了。”刘海军挪了挪轮椅,试图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但其实这些都是专家、媒体们给我们的定义和总结,在我们自己看来,残友就是一个残疾人抱团取暖的地方。有人说我们像丐帮,我觉得丐帮也没啥错。”

    1999年的郑卫宁在经历了三次自杀未遂后,拨通了深圳市义工联合会的热线电话,那时他已经40多岁,除了患有先天的重症血友病外,算得上衣食无忧,然而死亡的恐惧始终笼罩着他。

    从记事起,他就知道自己不能随意乱动,这个因为缺少凝血因子而随时可能导致大出血的疾病,让他在13岁之前靠爬行完成身体的挪动,始终与血浆袋如影随形,每周一到两次的体内出血,甚至比体外出血更令人恐惧,“那个疼啊!”他咬咬牙,不愿意去多想。也正因为如此,他从小不能运动,不能上学。从未上过学的郑卫宁,最终还是自学了三个电大专业——中文、企业管理和法律。

    郑卫宁的幸运之处是他出生于一个高干家庭。在上世纪90年代爆发的血源污染中,举家南迁,到了当时唯一有义务献血制度的深圳,以求保命。母亲去世时留了30万元给他输血,然而当时的郑卫宁却陷入了深度的抑郁之中,“我母亲在的时候,我每天给母亲量血压、安排她吃药、安慰她,让我感觉有价值感。1997年5月我母亲去世,而妻子和孩子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所有的人都在忙自己的事,一下子觉得生活没有价值了,认为死是一种解脱。”

    郑卫宁拨通的这通电话成为了他的转折,电话那头当时才25岁的义工罗斌听懂了郑卫宁的意思,“一个有钱的残疾人,想拿一笔遗产带残疾人一起做点事”,在最先受到香港义工文化影响的深圳,罗斌带着一群志愿者,和郑卫宁一起创立了残友的雏形——中华残疾人服务网。

    最初的中华残疾人服务网只有五个人,除了郑卫宁自己,剩下的四位包括刘勇、麦剑强等人,来到残友之前他们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歧视。“我们去找工作都找不到,没人要我们。”麦剑强回忆道,他是小儿麻痹患者,中专学历。他和刘勇都在深圳街头卖过报纸,“卖了一阵不让我们卖了,嫌我们影响市容。”听说郑卫宁这边要人,麦剑强便跑来了。

    刘勇则是自幼因伤脊椎粉碎性骨折,靠钢筋撑着不足1.3米的身子。报纸不让卖了以后,他去一家老年活动中心工作,平日里给打麻将的街坊们添茶倒水,没有工资,唯一的回报是让他可以随便玩那台在角落里的电脑,“那时候的刘勇一分钟就能打200多个字,这在当时可是很稀奇的。”郑卫宁专程跑去找这个人,看到刘勇的时候,“他正把水壶高举过头顶给人倒水,我问他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他说行,丢下水壶就跟着我走了。”这一走,从1999年到现在,已经有15年,而刘勇也已经在新疆喀什安家,成为了深圳援疆项目喀什残友的负责人。

    除了抱团取暖外,其实郑卫宁希望能证明点什么。1996年左右,郑卫宁得到了国泰君安赠送给大户的电脑,在家就能上网炒股。这一过程中,他发现,当残疾人在电脑面前工作时,他们并不比健全人差,甚至因为肢体的不便,还能更加专注而稳定。

    证明他这一想法的恰恰就是被他找来的刘勇和2002年循着残疾人服务网南下加入残友的北大毕业生、浙江省理科状元、“渐冻人”李虹。

1999年残友刚创立的时候,网页设计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技能,各种大赛比比皆是,2000年,刘勇参加深圳市和广东省的网页设计比赛均拿了第一,后来还被选中代表中国参加捷克的布拉格网页设计大赛,拿了第五名。2003年,李虹参加印度新德里编程比赛,同样也拿了奖,“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能力没有任何问题。尤其是刘勇,他没有上过大学,就是自学的,他的能力也不比健全人差。”

    为了证明残疾人的就业能力和寻找就业途径,残友尝试过各种形态的企业。从高端的软件开发到简单的流水线工作,都曾有过试验,“残疾人就业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不能只让上过大学的残疾人可以强势就业,普通的残疾人是不是也可以有就业机会?”郑卫宁解释说。因此,残友就业板块看起来异常庞杂,32家社会企业,内容涵盖软件开发、动漫文化、科技、电子商务、管理咨询、呼叫中心等等。

    并不是每一个尝试都能换来成功,或者说,并非每一种尝试都意味着能够给予残疾人以足够强的竞争优势,比如很多人认为适合残疾人的流水线和呼叫中心工作。

    前者看似不需要动用下肢,上半身就可以完成,但在残友科技运作起来后,郑卫宁发现,生产效率确实比普通人要低,“人的协调能力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座位和座位的间距,流水线的速度等等,甚至说换个产品,生产线一调整,残疾人适应起来的速度都比较慢。”即便不从行业附加值较低,抗风险能力不强的角度来看,仅从企业获利的角度考量,流水线上使用大量残疾人也是一件麻烦事,但这家企业残友依然保留着,“因为要解决低学历残疾人的就业问题。”

    但呼叫中心却已经被郑卫宁宣告试验并不成功,“一开始觉得残疾人适合做这个,他们耐得住性子,不会乱跑,但这就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呼叫中心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不断打电话,很多时候谁也不知道电话那边的人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你。一天打几百通电话,一个打过去人家给你挂了,系统直接接入下一通,一天被拒绝几百次,即便是健全人下了班也想要发泄发泄,残疾人偏偏还没那么便利的条件出去走走散散心。”

    在不断地尝试和否定之后,残友企业板块中,动漫、软件、电子商务成为了最重要的三大支柱。现在动漫和软件公司入驻位于罗湖区莲塘的科技园中办公,电子商务则搬到了梧桐山脚下。

    残友软件在2002年李虹加入以后,郑卫宁才开始有了把编程和软件开发作为残疾人就业优势的想法。从最初承接小型数据库等项目开发,到如今可以为华为、中广核等大型集团提供软件外包服务,在2011年大运会期间,还为大运会组委会开发了拥有认证、追踪、调度等功能的深圳大运会志愿者管理系统。

    启动于2007年的CMMI3级认证则为残友带来了一单来自巴西的业务,“当时我们都特别意外,后来一问,人家说上SEI的网站查的。”郑卫宁说。CMMI(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是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所(SEI)创立的软件能力成熟度整合模型,通过的等级越高,意味着软件开发的成熟度越高。2012年,残友通过了CMMI5级认证,在深圳通过这一认证的企业不超过10家。“CMMI的认证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整整一年时间,要不停地调整、测试,非常严格,而且要花100万。当时通过了3级以后大家说要不要冲一下5级,很多人觉得算了,太麻烦太贵了,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要去做,因为对于残疾人来说,我们能够有一个实打实证明自己能力的途径摆在那里,不能不去做。”

    最近几年,残友软件的业务逐渐从小打小闹、临时接盘甚至被人压价,到开始有议价权,可以选择客户了,“我们的软件公司没有销售团队,客户都是客户介绍来的。”占炉华说,他们选客户,也喜欢选有长期合作可能的,因为对他们来说,重新沟通成本也很高。

    而最晚建立的电子商务板块,郑卫宁称之为电子善务,由原来在阿里巴巴工作的张伟江担任总经理,“这个板块不得了啊,我们培训、对接了全国上千名的重残者,他们在家里只要能上网就能就业,一个月一两千块,对于很多重残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一种颠覆了,在这之前他们只觉得自己是家里的负担!”

    在电子善务出现之前,低学历残疾人就业始终是郑卫宁的一块心病,流水线抗风险能力低,呼叫中心心理压力大,然而日益兴起的电子商务正好给了他一个新的机会,这个机会与散落在全国的待就业残障人士形成了一个可复制的就业模式,可以解决更多残疾人,尤其是重残者的就业。

    残友电子商务分为几个板块,一部分需要集中在梧桐山办公,包括残友自有的天猫商城(专门经营各种贴钻手机壳),以及代运营其它企业的电子商务网站、外贸业务等。另一部分则是淘宝客服业务,残疾员工不需要到深圳,在家就可以工作,“其实在我们做这块之前,有很多残疾人就是做淘宝的,但是他们不能出门,没有特别有优势的货源,进货发货都是负担。但他们有时间,对淘宝的规则特别熟悉,而且成天就在电脑面前,也没有别的地方去。如果不做这个,他们可能也就是在打游戏。”张伟江说,帮他们对接有需求的淘宝店,负责在线客服工作,一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就业问题,二来对于淘宝商户而言,他们也可以有稳定的客服,淘宝客服的工作技术含量低,赚得也不多,很多人做一两个月不做了,人员很不稳定,但是残疾人的稳定性就增加了很多。

    2009年之前,残友拥有两大板块,即社会企业板块和社会组织板块。社会企业即上述提到的残友软件、动漫、科技、电子商务等,每一个就业实验都会成立独立的公司。而社会组织板块则为这些在公司里工作的残疾人提供生活、出行等各方面的保障。

残疾人创业试验

    2012年,残友曾入选《中国企业家》未来之星100强榜单,当时的问卷显示,残友的企业营收在2011年已经达到了1.2亿元,“但我们的利润率特别低,甚至不到10%,因为每一个员工都要接受可能长达9个月的培训,但从入职开始就领取薪水,免费享用一切服务,这些都是巨大的成本开支,可我们不打算把这项成本减下去”郑卫宁说。

    邵锦钊是残友社会组织群的负责人,被大家戏称为“大内总管”。从员工的衣食住行到节日欢庆,都是他的工作范围。过去,残友社工站、无障碍出行服务中心都是他的工作范围,如今连卫宁读写障碍服务中心等社会组织也加入了进来。

    在残友,每位员工从入职开始,就可以享受统一住宿、免费洗衣(内衣必须自己洗)、免费三餐等服务,“对于残友来说,这一部分运营开支其实很大。”邵锦钊说,他们申请了政府社工站,社工来到残友为残疾人提供餐饮、住宿方面的服务,为的是让这些人能够有更多时间工作。对于残疾人来说,生活不便本身就会占据他们很多时间,即便是洗衣服一件事,也可能比健全人要多花几倍的时间。当然,残疾员工组建了自己的家庭,通常会从宿舍搬走。

    在残友采访期间,每天中午12点,大家都会像上了闹钟一样从各自的座位离开到食堂吃饭,这时每桌五菜一汤都已经准备好。

    在位于莲塘的残友软件,我赶上了一顿晚餐,重残员工在5楼办公区吃饭,轻残员工则步行下楼到3层食堂,宿舍也在同一栋楼中。每一个员工在入职时需要向残友提供一个“母亲菜”,由大师傅烧好让员工品鉴是否与母亲做的一样,在和他们一起吃饭时,常有性格外向的员工问我,“姑娘,我们这的饭菜怎么样?吃得饱吗?”

    晚餐过后,员工们有的坐在电脑前加班,有的看电视,也有的则在活动室打乒乓球。温润的爱情同样在年轻的男女之间悄悄滋长,他们约着一起去附近的超市逛逛,买一些生活所需的用品回来,电梯里遇见了,女孩子羞涩地和陪我去采访的工作人员戴杰打招呼,他也习以为常,“这里每年都成很多对,挺好的。”他解释。

    这样的服务,对于残疾人来说是莫大的支持。2002年,李虹从北大物理系毕业,毕业后的他在北京工作,做程序员。随着病情越来越严重,他的工作也开始受到影响——工作场所不提供无障碍环境,却对他有着与健全人同等的工作要求。

    这也是很多程序员加入残友前面临的问题,“我们有个程序员,当年毕业进了大公司工作,汶川地震的时候,大家下意识地往外跑,当他回过神来时,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他并不想责怪那些同事,但心里又实在是失落,于是来了我们这。”郑卫宁常用这个例子来证明无障碍环境的重要性。残友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匹配残疾人工作的特点,也因此有了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两个群落。

    最近几年,郑卫宁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每周都要大出血,他开始考虑退出公司的实际管理。2009年11月,他将自己在残友集团90%的股份,和各分公司51%的股份,以及“残友”和“郑卫宁”商标,捐给了郑卫宁基金会,这就意味着接下来,将由一家基金会来控股残友集团,其所有决策都将脱离郑卫宁一个人的决定,转由基金会管理。

    为了保持基金会的独立性,当时郑卫宁甚至不希望郑家人参与基金会。“当时我跟老郑讲,你总有一天会离开的,你离开了以后,谁会对你的基金会负责?谁会对你的理想负责?随便找一个人他会对‘郑卫宁’三个字负责任吗?”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回忆道,后来在他的建议下,郑卫宁的女儿郑鑫担任了郑卫宁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而基金会的11名理事绝大部分都是郑卫宁创办残友的伙伴和公益社会活动者。

    郑卫宁基金会成立之后,残友的三位一体模式正式形成。基金会控股社会企业,同时以项目方式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这也就是说,我们中间有了一个协调人,基金会会问社会企业那边,你是否对社会组织的服务满意,如果不满意,我们这边就拿不到项目款,这也就对社会组织的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邵锦钊说。

    同样,社会组织也可以承接残友以外的社会服务需求,如深圳、香港、澳门等地的残疾人在出门和到深圳旅行时,如果需要专业的无障碍出行服务,第一时间就会考虑残友的无障碍车队。

    2012年年底之前,郑卫宁有时候还会为钱苦恼。“残友从成立至今,没有拿过政府补贴,没有做成福利工厂,也没有跟银行贷过款。”郑卫宁说,他有时候为此骄傲,有时候又略感无奈。在2012年之前当资金出现困顿时,他们也积极接触过一些国外的投资公司,“他们用投资公司那一套衡量我们,从员工规模到年营收能力,做了半年调查,说你们这个不规范啊!”郑卫宁告诉《中国企业家》,最终双方都没有实际进展。

    但2012年后,郑卫宁不再考虑资金的问题。当年6月下旬,残友以3673.12万元人民币竞得深圳市位于南山区高新北区一块土地面积9349.74平方米,建筑面积9000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三类居住用地”的地块,计划中这个被称为鹏城公益大厦的项目,将建起办公楼和公寓,解决残友的办公场地和员工住宿问题,“这一栋楼还可以用于出租、招商等等用途,有了这栋楼,我们不需要再去迎合别人。”郑卫宁说。大厦目前仍在建设中,残友也为此第一次向银行贷了款。

    现在的郑卫宁依然非常忙碌。本刊记者在残友采访的一周中,海南省残联、宁夏省残联等官员来到残友参观。宁夏残联的娄晓萍对残友的模式格外激动,“我们宁夏的残疾人也特别需要就业,我们非常希望能把残友引到宁夏去落地。”她说。

    在全国除了深圳,还有广州、海南、成都、青岛、喀什等地,都有残友的“分公司”。常有人会问郑卫宁,“你们的年营收是多少?全国的分公司能上交多少?”郑卫宁觉得思考这事思路必须拧过来,“我们在全国各地建的,都是当地的残友,我们不出钱,出技术,出人才,出经验,出管理,由当地政府配资来做,为的是提供解决当地残疾人就业问题的途径和模板。所以我们每年也不从分公司收钱,当地的残友在财务上都是独立运营的。”

    郑卫宁认为,残友作为他的试验场,正一步步走上令他满意的轨道。“最开始,我是在救我自己,我们从残疾人自救,进而探索残疾人可持续地自助,自助成功以后,我们开始探索自治。”

来源: 中国企业家 残疾人创业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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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5-12-15 14:45:45  【打印此页】  【关闭